（二）集体土地上建公租房模式的实现诱因作为国家住房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租房制度，有其相应的政策规范和制度要求，其供给主体应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公益机构，但为加速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央政府从2009年起逐年提高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并对地方政府下达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1915年，美国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制定了《学术自由与学术聘期原则的宣言》，通过主张各学科的科学性论证了学术自由的正当性，即现代大学逐渐变成科学研究的家园……在所有知识领域，进步的首要条件是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探求并发表相关成果。不过缺憾和进步并存，法院的司法推理既未援引已有共识基础的传统学术自由，也未从宪法文本中寻求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更未在宪法价值秩序内展开细致的利益或价值衡量，而只是用一些散文式言语进行了赞美，因此判决显然未能有效证成学术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

假设—实验—新假设，改进了知识，将带领我们更接近完美的、客观的真理。但出于对学术事务专业性和复杂性的警惕和尊重，最高法院又一次选择了缄默。为寻求对职业生涯的更多控制，学术自由开始成为教师们的共同呼声，并作为一种矫正性权利被提了出来。教师和学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探索、研究和评论，以获得新的进展和新的知识。这些学理解释旨在补充被最高法院省略的推理环节，实现学术自由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无缝对接。

学术自由代表并增强了伦理个人主义的理想，对学术自由的侵犯，既破坏了其对普遍的独立性文化的培养润育，而且还是对伦理个人主义理想境界的一种侮辱。[21]不过，凡权利皆有边界，大学行使学术自由权进行自主管理时，既可能与教师、学生等主体的权利或其他受宪法保护的自由发生冲突，也可能与政府在高等教育或科学研究领域推行的公共政策相抵牾。仍以X案为例，未超标排污的被告，不能称自己不了解长期持续的排污行为与排污口附近水质变化之间的关联，也不能称自己不知道湖水污染可能给周围渔民及居民造成损害。

而且，无论这种观点看上去有多么精致，也仍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权衡和算计，它无法从正面回答让无过错行为者就其合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平性这一规范意义上的问题。而从前述对立法的考察来看，应该说，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真的在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在内的特殊侵权责任中普遍应用此种绝对责任。[20]详见下文对我国司法案例的介绍。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载《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作为少有的例外，专注于合规抗辩主题，但该文聚焦于对实然现状的社会学解释及批评，未展开本文所进行的、从法学角度对应然的规范论证。

[50]即著名的信玄公旗挂松案。——对这类弱势受害者的同情极可能是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心理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环境损害是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副产品和人类文明的伴随物。一般而言，状态规范所追求的状态，应当是旨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状态。Barboza Julio, The ILC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Peter Westtersten ed., Harm to 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Springer-Verlag /Wien, 2003, P.307.[8]现代的国家，是以区别其全部法律为公法或私法为当然的前提的，对于国家的一切制定法规，若不究明该规定为属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了其所生的效果和内容，盖不可能。[61]只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习惯使用行政指令来进行管理，中国企业并不缺少因政府出台行政规定而面临违约追诉的经验。

这大约是因为学者可以站在相对超脱的立场上，而司法机关却受限于制度角色，必须在现行立法约束下运作。总之，并不能从符合禁令型行为规范就直接推出加害人可以免责。一种看起来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是受益者补偿的主张。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宣称任何公法规范都能直接应用于私法领域，也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公法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私法的应用毫无影响。

仔细推敲其逻辑，不止是未超标排放的B厂无需为其合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引》和《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沿用了这一定义。

判令政府负赔偿责任而汽车厂家免责。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意识到这一现实，我国法学界近来也有不少研究者提议，[17]统一用既不考虑过错也不考虑违法性的危险归责原则来解决这些合规致害领域的责任问题。[3]例如，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37]例如，早在1861年，德国慕尼黑地区就曾发生过一起因火车在行使过程中产生火花导致火灾的侵权诉讼，引起学界的热烈争议：获得国家特许经营权（因而其火车运营是合规行为）的火车公司是否应当就无法预防的损害给予受害人赔偿？因为高级法院依据罗马法中停止侵害（actio negatoria）判决火车公司有义务保护铁路通过地区的财产安全。目前，日本的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仍是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无过错责任为例外。1987年，一渔场（本案原告）委托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调查X湖污染现状。作为铁路经营者，具有行使火车的权利，但某一行为超过了社会观念一般承认被害者所能忍受的程度时，则不能说是行使权利的适当范围，因煤烟而侵犯他人权利，属滥用权利而造成的违法行为。

如下文所示，如果说在前风险社会，合规能否成为法律上有效的抗辩理由还可以视为一个实际应用范围有限的边缘问题的话，当我们已经进入的风险社会，面对风险规制领域里合规致害现象大量涌现的现实，却仍然不能意识到按传统被划入私法学领域的特殊侵权责任的合规抗辩其实反映着按传统应划入公法学领域的风险规制的特殊性的话，就只能说是太缺少现实敏感性了。[60]这些进路实际上可以并存，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成果。

[24]依据该主张，风险行为人在给他人带来风险的活动中获得了利益，因此，由风险行为人——无论其有无过错——对此活动的不利结果负责，符合利之所生，损之所归的公平精神。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公法领域内的规范，基于公法目的而设，并由公法上的组织和行政权力予以落实。

在具体实践层面，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公法和私法的运作也难免呈现出重合和交错的状态，因而，公/私法之间始终存在着如何互动接轨[10]和协调整合[11]的问题。合规致害案件及其包含的前述一般问题在百余年前[37]就曾在工业化较早的国家里激发过热烈的讨论。

[31]加上前述14份判决书，一共20份判决书。法院虽然考虑了事业的公共性、企业遵守了排放标准等因素，但仍然认为只要给人的生命、身体带来了损害，就是企业在选址、作业方面超过了忍受限度，因而存在违法性。——在被诉行为合规并且被判免责的，法院也都是先将被诉行为合规与不存在污染或不会造成损害联系起来，以此论证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最后，该案调解结案，[6]二审法院的调解书，虽然按照我国司法惯例并未援引环保局的复函，却明确指出，B厂排放的工业废水虽达到了排放标准，但……应按照无过错原则予以赔偿。

竺效：论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特殊要件，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一般的介绍，请看：彼得.凯恩：《阿蒂亚论事故、赔偿及法律》，同前注〔26〕。

数十年过去，人们发现在AB两厂排污口附近出现一块逐渐扩大的水域，其中水色变黑、有明显异味、水生植物死亡、成为无鱼区或基本无鱼区。案例2[51]四日市大规模石油联合企业邻近地区的居民因出现了类似哮喘的症状而起诉。

[12]相关文献很多，可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0页。理论上，被规制行为之所以成为规制对象，正是因为它在客观上固有某种致害的风险。

其装卸作业活动全过程符合国家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标准。也有仍然坚持与X案中一审法院相同立场的，如案例2与案例3。张金海：论违法性要件的独立，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4期。而所谓公共风险，指那些集中或者批量生产、广为流通，且绝大部分都是处在单个风险承受者理解和控制之外、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的风险。

事实上，类似的权衡考量在欧洲和美国的环境侵权责任认定实践中也广泛存在。作为典型案例，本案争点几乎囊括了环境污染损害案件处理中的所有难点问题：因果关系认定问题（如何证明废水与渔业减产的因果联系）、长期累积性损失赔偿范围如何界定、复合侵权的认定及责任分配等等，但分歧最大的还是本案的焦点：排污达标与否是否影响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我国现行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责任作了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定。[7]这里涉及对环境损害的理解，环境赔偿诉讼中的环境损害，也就是侵权法上的环境损害，指以生态环境为媒介而造成的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damage through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

在他看来，在自己土地上排烟当然是自由的，但是排烟没有直接向上而是越过土地界限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场合，则超出了所有权或者营业权的范围，原则上是违法的。需要指出的是，存在并不一定合理，存在也不一定不合理。